4月4日，《华盛顿邮报》推出这篇深度调查文章，全景式的深度回顾了美国在冠状病毒危机最初70天的失败经历和深层原因，文章是基于对美国政府官员、公共卫生专家、情报官员和其他参与抗击这一流行病的人员的47次采访。

当特朗普宣布自己是战时总统，而冠状病毒是他的敌人的时候，美国正面临着这样的可怕前景，最终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可能会超过了（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伤亡）的总和。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这是该国历史上从未一起采取过的措施，包括禁止来自两大洲的入境旅客，贸易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招募制造紧急医疗设备的行业，以及将2.3亿美国人困在自己的家中，一切都是为了试图躲过一个看不见的对手的攻击。

尽管采取了各种极端的措施，而且美国一向被认为是应对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但最终却被新型冠状病毒灾难性地击败，伤亡人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事情本不必以这种方式发生。尽管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与几十个最终在抵御病毒方面表现得好得多的国家相比，美国确实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资源、计划和流行病学经验。

这一失败让人想起了“9·11”事件之前发生的一切：包括政府最高层在内的各方都听到了警告，但布什总统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直到敌人发动攻击。

一、最初的预警

1月3日，特朗普政府收到了冠状病毒在中国暴发的第一个正式通知。几天之内，美国情报机构在给总统的每日简报中对这种冠状病毒威胁的严重性发出了警告，这是西方各国中第一次对这种病毒发出警告。

然而，直到接到最初的通知70天后，特朗普才终于认识到，这种冠状病毒不是一种遥远的威胁，也不是一种受到良好控制的无害流感病毒，而是一种致命的可怕力量， 是一种可能击溃美国防御体系、随时可能杀死数万公民的致命力量。

现在终于能看清楚，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成了被浪费掉的关键时刻。

特朗普在那几周做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断言，包括他声称一切都会“奇迹般地”消失，结果在公众中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并与公共卫生专家发出的紧急信息相矛盾。

“尽管媒体更喜欢编造白宫内的阴谋论这种做法令人发指，但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仍会全天候关注美国人的健康与安全，全天候进行工作，以减慢病毒的传播，扩大检测范围并加快疫苗开发的速度，” 总统发言人贾德·迪尔说：“由于总统的领导，我们将健康、强大、经济繁荣，并在增长的挑战中脱颖而出。”

总统的行为和他好斗的言论，只是更深层次上的功能障碍可见的一面。

最严重的失败是，（早期）开发诊断测试的努力失败了。这种测试本来可以大规模生产，并在美国各地分发，让相关机构能够发现疾病的早期暴发，并采取隔离措施加以控制。

有一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一名官员，开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实验室官员，告诉他们各种失误，包括担心实验室不符合无菌条件的标准的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FDA说，如果CDC是商业实体而不是政府实体，早就被关门了。

其他故障遍及整个防疫系统。在对病毒传播做出反应，关闭大门时，政府通常似乎落后了几周。白宫与公共卫生机构之间关于资金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再加上现有的应急物资储备很少，使得该国大部分医疗保健系统都没有保护装备，直到新冠病毒成为大流行为止。

内斗，地盘之争和领导层的突然变动阻碍了冠状病毒工作队的工作。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如果采取更加一致、紧急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是不是有可能避免很多人死亡和数百万人感染。但即便是现在，仍有许多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对危机的处理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甚至总统的基础支持者也开始面对这一现实。3月中旬，当特朗普把自己标榜为战时总统，姗姗来迟地敦促公众一起减缓病毒的蔓延，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审视严峻的民意测验数据，这些数据表明特朗普正在使他的追随者在面对致命的威胁时陷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民调显示，特朗普对病毒的轻蔑描述，以及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其他保守派电视台对病毒的嘲讽报道，对共和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民主党。结果，令人沮丧的是，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改变旅行计划，拒绝遵循“社交距离”（编者注：人与人之间保持2米左右的距离）的指导方针，拒绝囤积补给品，拒绝认真对待冠状病毒的威胁。

“否认不太可能是一个成功的生存策略。”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尼尔·纽豪斯在一份文件中总结道。这份文件在国会山被共和党领导人分享，并在白宫被广泛讨论。他说，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正在把自己和所爱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随着这份报告席卷共和党高层，特朗普也发生了变化。最近几天，特朗普很愤怒，因为有人提醒他曾声称感染案例将很快“降至零”。

到目前为止（4月4日），美国已有超过7000人死于冠状病毒，大约有24万病例报告。但特朗普承认，新的模型显示，最终的全国死亡人数可能在10万到24万之间。

除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即将遭受的苦难之外，这一结果还会改变美国的国际地位，损害并削弱了美国在极端困境时期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声誉。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说：“这对那种认为美国有能力的感觉是一个真正的打击。”

该委员会是政府最资深的情报分析机构。特雷弗顿在2017年1月辞职，现在在南加州大学任教，他指出，“这是我们全球角色的一部分。传统的朋友和盟友信任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能够胜任地在危机中与他们一起工作，而不是相反。”

二、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美国的公共卫生部门和反恐官员、军事规划人员、航空当局以及其他人员一样，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务员，他们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考虑最坏的情况上。

公共卫生部门用来对付病毒入侵的武器库非常强大，能够在争抢治愈方法的同时扼杀一种新的病原体，但如果不及时动员起来，也很容易被击垮。因此，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每天都在密切关注新出现的危险。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于（2019年）12月31日获悉中国出现了数个冠状病毒病例，并于（2020年）1月1日开始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编写报告。但美国官员收到的有关这种冠状病毒最明确的警告是1月3日，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接到了来自中国同事的电话，一种神秘的呼吸系统疾病正在武汉蔓延，而武汉市是处在中国内地的一个有着1100万人口的拥挤的大商业城市。

雷德菲尔德很快把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转告给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的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Azar)。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监督疾控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机构。而阿扎则确保白宫得到通知，指示他的幕僚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分享报告。

从那一刻起，政府和病毒就陷入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在病原体和预防措施之间能否争得先机，这将决定病毒袭击美国后的规模，并将决定有多少人会生病或死亡。

最初的反应是有希望的，但官员们也立即遇到了障碍。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高级官员就已经开始召集一个机构内部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CDC主任雷德菲尔德、阿扎尔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

接下来的一周，白宫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官员举行了零散的会议，主要讨论何时以及是否将政府雇员带回美国。

美国官员开始采取初步措施以应对潜在的疫情暴发。到1月中旬为止，作为空军军官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防备和响应助理秘书的罗伯特·卡德尔茨，已指示下属制定应急计划以执行《国防生产法》，该措施使政府能够强迫私人公司生产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设备。

助手们对是否执行该法案产生分歧，好几周过去了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1月14日，卡德尔茨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了一个词:“冠状病毒！”

尽管特朗普政府较低级别的官员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但是直到1月18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度周末时，卫生部长阿扎尔才向他详细汇报了有关冠状病毒的情况。

甚至在卫生部长还没来得及插话之前，特朗普就打断了他，开始批评阿扎尔对电子烟产品的联邦禁令流产的处理方式，这一禁令让特朗普很恼火。

当时，特朗普正处于一场弹劾战的痛苦之中，原因是他被指试图从乌克兰领导人那里获得政治好处。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似乎肯定会宣判特朗普无罪，但特朗普全神贯注于这场审判，在深夜里向参议员们大声疾呼，并列出他认为的敌人名单，以便在针对他的案件结束后进行惩罚。

官员们说，事后看来，阿扎尔还是有可能更加有力地敦促特朗普，至少将他的一些注意力转向新的威胁，这一威胁将很快对他的总统职位进行更严峻的考验，将使大批美国人丧生，在特朗普第一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

但与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关系紧张的国务卿向总统保证，相关责任人正在处理和监督这个问题。阿扎尔告诉几名助手，总统认为他是“危言耸听者”，因为阿扎尔努力让特朗普的注意力集中在新问题上，甚至向一名密友征求意见。

几天之内，又出现了新的警报。

1月21日，一名最近有国外旅行历史的西雅图男子在冠状病毒检测中呈阳性，成为美国本土第一例已知感染病例。

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官员开始正视自己在应对危机方面的失败。

在“9·11”恐怖袭击和2005年禽流感暴发等危机期间，阿扎尔曾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担任高级职位，他对危机管理非常熟悉。

他指示下属迅速采取行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监测系统，跟踪冠状病毒的传播——这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每年监测普通流感新毒株所做工作的升级版。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8日首次发布了有关冠状病毒的公开警报，并于17日开始监测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的主要机场，这些机场每天都有大量乘客抵达。

然而，在其他方面，情况已经失控，西雅图的病例成倍增加，公众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没有任何措施阻止受感染的旅客从国外抵达。

在这一关键时刻，特朗普离开了美国，参加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度全球经济论坛。随行的高级官员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他接到了焦虑不安的阿扎尔打来的跨洋电话。

阿扎尔对奥布莱恩说，这是白宫的“混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官员被迫在同一天向三个人提供几乎相同的简报。

阿扎尔敦促奥布莱恩，让国家安全委员会介入，对一件可能影响到航空旅行、移民当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事情进行协调。奥布莱恩似乎意识到了这种紧迫性，并让他的副手马修·波廷格负责协调仍处于萌芽阶段的美国应对措施。

但政府内部日益加剧的焦虑似乎并没有反映在总统身上。1月22日，特朗普在达沃斯接受CNBC采访时，第一次被问及冠状病毒。当被问及他是否担心潜在的流行病时，特朗普说:“不担心。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就一个案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三、传播开始不受控制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有一个机会控制疫情，可以重新调整美国的战略，在可能的情况下控制病毒，并想办法准备好医院在美国暴发疫情时所需的资源，包括防护口罩和呼吸机等基本设备。

但美国官员似乎更关心后勤问题，包括如何将美国人撤离疫区，而不是动员起来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华盛顿，当时的代理幕僚长米克·马尔瓦尼和波廷格开始在白宫召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控中心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开会。

这个小组包括了阿扎尔、波廷格和福西，以及行政部门的其他9人，组成了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核心。但它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阻止外国的感染者前往美国，同时疏散数千名美国公民。

这些会议并没有严肃地把重点放在测试或供应上，事后证明这些才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工作组于1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

“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围绕边境控制和遣返”，一名参与会议的高级官员表示。“它不是一个全面的、包括政府各个部门的组织来管理一切。”

据与会者说，国务院的议程主导了这些早期讨论。官员们开始制定包机计划，撤回6000名美国人。他们还就政府可能发布的旅游建议的措辞展开了辩论。

1月29日，国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在白宫形势室主持了一次会议，会上官员们讨论了将旅行限制提升到“4级”的问题，这意味着国务院将发出“禁止旅行”的警告。

1月31日，阿扎尔宣布了限制措施，禁止在过去两周内一直在疫区的非美国公民进入美国。

特朗普有理由指出，这种限制措施是证据，表明他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做出了积极回应。这是整个危机期间为数不多的符合特朗普本能的干预选择之一。他似乎总是专注于划定边界，将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编者注：华邮在这里暗讽特朗普总希望排斥移民和难民）。

但在那之前的一个月里，已有30万人回到美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截至1月底，全球只有7818例新冠感染确诊病例，但很明显，病毒正在失控地传播。

当时，白宫亚洲政策顾问波廷格正在推动另一项旅行禁令，这一次限制了来自意大利和欧盟其他国家的旅行者的流动，这些国家正迅速成为疫情的主要新节点。

波廷格的建议得到了包括福西在内的主要卫生保健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关闭病毒可能进入该国的任何途径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次，该计划遭到了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和其他担心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人士的抵制。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紧张的早期迹象，导致特朗普政府出现分裂，把公共卫生放在优先位置的人，与决心在选举年避免对经济和增长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人之间，产生了对立。

那些站在经济一边的人在特朗普那里占了上风。一个多月后，政府才发布了一项姗姗来迟、令人困惑的禁令，禁止从欧洲飞往美国（注：刚开始居然不包括英国）。

在此期间，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横渡了大西洋。

四、抵抗之墙

当有关旅行禁令的争论在白宫上演时，公共卫生官员开始对关键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感到恐慌，包括医生和护士的防护口罩，以及用于支付这些东西的资金迅速减少。

到2月初，政府迅速动用了1.05亿美元的国会基金，以应对传染病的暴发。当时，对大多数公众来说，冠状病毒对美国的威胁即使不是完全虚构的，也似乎是遥远的。

但对负责为最坏情况储备物资的卫生官员来说，灾难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

美国储备的N95防护口罩、防护服、手套和其他物资在多年资金不足后已经严重不足，危机打乱了海外的供应链，这一危机的爆发突然威胁到美利坚这家商店的补货前景。

这些设备的大部分生产早已转移到国外，那里的工厂现在已经关闭，因为工人被要求留在家中。与此同时，各国正在购买口罩和其他设备，为本国的冠状病毒暴发做准备，这推高了成本，并垄断了供应。

在1月底和2月初，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人们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出了两封信函，要求利用其权力将该部1.36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可用于抗击冠状病毒的资金池中。阿扎尔和他的助手们也开始向国会提出一项数十亿美元的追加预算申请。

然而，白宫预算鹰派人士认为，在美国只有少数几个感染案例的情况下一次性拨款太多，会被视为危言耸听。

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席乔·格罗根与卫生官员在应对措施方面发生了冲突。他不相信这笔钱会被正确使用，并质疑卫生官员如何使用以前的备灾资金。

2月4日，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阿扎尔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代理主任拉塞尔·沃特进行了交谈。沃特似乎很乐意，并让阿扎提交了一份建议。

第二天，阿扎尔就这么做了，起草了一份40多亿美元的追加申请，管理预算办公室的官员和白宫的其他人认为这是令人愤怒的“伸手要大钱”。

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阿扎尔当天抵达白宫，在战况室和他们进行了紧张的会面，随后爆发了一场争吵。

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于1月31日在白宫举行的关于冠状病毒的简报中发表了讲话。图源：华盛顿邮报

预算办公室的一名代表指责阿扎尔抢先向国会游说，索要一笔白宫官员没有兴趣批准的巨额款项。阿扎对这些批评感到愤怒，并为紧急采购的必要性进行了辩护。但在冠状病毒危机开始之前，他在白宫官员心目中的地位就已经摇摇欲坠，这场争吵进一步损害了他。

几周后，美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冠状病毒疫情，白宫官员的态度有所缓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团队将阿扎的要求削减到了25亿美元，这笔钱只能在当前财年使用。国会无视这一数字，批准了一项80亿美元的补充法案，特朗普于3月7日签署成为法律。

但事实再次证明，拖延是代价高昂的。这些争议意味着，在特朗普政府与其他许多绝望的国家展开竞争之前，美国错过了一个储存呼吸机、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的狭窄窗口期，而受够了联邦政府失灵的各州官员开始自己寻找供应。

3月底，政府订购了1万台呼吸机，远远达不到公共卫生官员和州长们所说的需求。这些机器要到夏季或秋季才会到达美国，根据流行病学预测模型，到那时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会消退。

“这实际上有点像个笑话。”一位参与讨论这笔迟来的采购的政府官员表示。

　五、不确定的测试

虽然病毒传播是看不见的，但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开发出详细的方法来绘制和跟踪它们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阻止疫情的暴发或减缓大流行的速度，取决于能否迅速将人群分为受感染人群和未受感染人群。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种准确的检测方法来诊断病人，并迅速将其部署到全国各地的实验室。在美国，实现这一目标所花费的时间代价可能比其他任何失败付出的代价都要大。

“如果你做了测试，你可以说，天啊，西雅图有病毒在传播，我们赶紧行动吧。”一名参与抗击疫情的高级政府官员说。“可是我们心里没底。”

最昂贵的错误是，高级卫生官员评估认为，疫情可能会在美国境内规模有限，就像几十年来其他所有感染病例一样，而且美国疾控中心可以独立发展自己的冠状病毒诊断测试。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旨在控制美国南部的疟疾疫情。在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H1N1病毒等重大疫情的诊断测试方面，该中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CDC并不是为了批量生产测试而建立的。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成功，助长了一种体制上的傲慢，即使面对潜在的危机，CDC也没有觉得有迫切的需求，要让私人实验室、学术机构、医院和也有能力开发检测的全球卫生组织参与。

然而，一些人担心CDC的检测是不够的。FDA专员斯蒂芬·哈恩在2月初寻求授权，开始呼吁私营诊断和制药公司提供帮助。

对于FDA专员哈恩亲自打电话给他监管的公司，是不是个坏主意，FDA的头头们意见不一。当FDA官员咨询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时，他们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

在这一点上，阿扎尔作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似乎致力于让他的机构始终处于响应工作的中心，确保从CDC进行测试，然后依靠现有的用于追踪普通流感的实验室网络体系，来建立国家冠状病毒监测系统 。

根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概述测试策略的文件，在工作组会议上，卫生部长阿扎尔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曾努力争取1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该计划，但由于成本过高而被否决。

即使美国疾控中心成功地迅速开发出一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分发的有效的检测方法，但严重依赖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是有问题的。

疫情的规模，以及对大规模测试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以前流感网络的能力，可能会使该计划难以实施。该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也不会让商业实验室公司参与进来。

当疾控中心未能完成建立工作测试的基本任务，并且工作组拒绝了阿扎尔的计划时，这项工作彻底失败了。

2月6日，当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它将向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运送25万个检测包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始向少数几家国立卫生实验室分发90个检测包。

几乎在同时，国立实验室遇到了问题，在超过半数的实验室的试验中结果都不准确，这意味着不能依靠它们来诊断真正的病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一项权宜之计，要求实验室将检测结果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总部，这种做法会将检测结果推迟数天。

有效检测手段的缺乏，导致官员们对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检测手段加以限制，并推迟了监测检测。最初的指导方针非常严格，以至于各州都不鼓励对出现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除非他们曾到过疫情高发地区，并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而当时病原体几乎可以肯定已经更广泛地传播到普通人群中。

这些限制让高层官员对疫情的真实规模基本上一无所知。

2月中旬，医学专家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形势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白宫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出现令人担忧的人际传播。

事后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这种病毒已经在社区中扎下了根。但是，即使是该国的顶级专家，也几乎没有关于这种威胁在美国的有意义的数据。

福西后来承认，随着他们了解的越来越多，他们的观点也改变了。

与此同时，虽然特朗普的下属越来越警惕，特朗普继续表现出很乐观。2月10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政治集会，他在集会上宣布，“到4月，你知道，理论上，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它就会奇迹般地消失。”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是特朗普在被阿扎尔告知有关冠状病毒之后举行的八次集会之一，这段时间他还去过高尔夫球场六次。

一天前，也就是2月9日，一群州长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正式晚会，他们与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私下会晤。这次简报让许多州长感到不安，与总统的说法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共和党人)说：“医生和科学家当时告诉我们的正是他们现在所说的。”

当月，联邦医疗和公共卫生官员之间的电子邮件中预测越来越可怕，一位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顾问警告说，“我们正在盲目飞行。”

2月晚些时候，美国官员发现有迹象表明CDC实验室未能达到基本的质量控制标准。在2月27日与多位卫生官员召开的电话会议上，FDA一位高级官员对CDC的反复失误进行了猛烈抨击。

FDA设备和放射卫生主管杰弗里·舒伦告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如果受到与私营实验室同样的审查，“我会让你关门。”

2月29日，华盛顿州的一名男子成为第一位死于冠状病毒感染的美国人。同一天，FDA发布了指南，表明私人实验室可以自由地开发自己的诊断方法。

又一个四周的时间被浪费了。

　六、生命和死亡

一周后，3月6日，特朗普带着一顶红色的“让美国保持伟大”（注：特朗普竞选的标志，但是这句口号的含义其实并不清楚）的帽子参观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设施。他吹嘘说疾病控制中心的测试近乎完美，“任何想要测试的人都会得到测试”，而这一承诺在近一个月后仍未兑现。

他还自称有敏锐的医学头脑。“我喜欢这种东西，我真的明白。”他说。“这里的人很惊讶我能理解。这些医生都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事实上，在美国阻止冠状病毒暴发的许多失败，要么是由于他的领导，要么是由于他的领导而加剧的。

数周以来，他对这场危机几乎只字未提，但并未轻描淡写其严重性或传播明显的虚假信息，同时他也驳回了其政府中情报官员和公共卫生高级官员的警告。

有时，他对股票市场的走势表达的担忧要比对病毒在美国的传播更为真切，对美联储主席等人的指责更加强烈，他似乎从未对可能的美国人大规模感染表现出过强烈的关注。

今年3月，一个州接一个州对公民的日常生活施加全面的新限制，以保护美国人民，这引发了经济上的严重动荡，于是特朗普对这些措施做出了新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