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写在父亲离开我们10周年

曹培安（比利时）

我的父亲十分平凡，但又是十分的不平凡！

十年前的今天（2013年），我最亲爱的父亲因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100。

父亲生于1913年的江苏海门，据父亲告我：祖上是由现在上海祟明县（过去也属江苏），渡过长江口，在崇明岛的北岸，江苏海门扎下根来。

父亲在海门的长乐镇出生长大。长乐镇现代人可能知道的不多，但古代为通吕运盐的河南岸。光绪年间，那里盛产粮食，油坊，棉花，土布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乐镇上出现过一个大人物，一个以实业救国的大人物，他就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实业家：张謇！（外面称他南通人，其实不是，只是他的许多企业在南通）。

六年前，我第一次去祖藉寻根，与曹家分支中的亲戚相聚一起。同时看到父亲出生长大时的祖屋。它与张謇状元开办的＂颐生＂酒厂紧挨着。

听父亲说：小时候每当大年初一的早上，镇里的小孩们都会去张府，向张状元叩头拜年！父亲又说：每次去张状元府，状元总是摸着这我们的头说：好好读书，长大成人。

尽管祖父家当时为中农，不算富裕，但温饱尚有。祖父也有一点点文化，所以，他在张謇办的＂积谷仓＂（穷人救济处会）里谋事，闲时打理自己的几亩薄地。

然后，天有不测风云，在父亲3岁时，生母因病逝世。祖父再娶＂填房＂，二年后，祖父又撒手人寰，那一年父亲5岁。继母对我的父亲及妹妹极其苛刻，他们时常被她的＂鞋地板＂抽头毒打。父亲从小是没有父爱和母爱的。

没过二年，这继母也因抽大烟，将家败尽，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父亲成了孤儿，一个小他三岁的妹妹，在三四岁时作为童养媳，被邻村人带走了。

父亲还有位长他十岁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伯伯），在父亲7岁那年，17岁学帐房（会计）的哥哥成亲娶媳。从此，父亲在这祖屋里成了＂童工＂。刚进门的＂嫂子＂（估计也是十七八岁），看到自己丈夫家中，有个像＂拖油瓶＂一样的7岁小弟，气没一处撒，我的伯伯又是个＂怕老婆的种＂，对老婆的滛威，只能在背后敢怒不敢言（我的伯伯最后在日本侵华时，被日本兵用刺刀活活刺死）。

从此，七岁的父亲，每天早上必须洗涮家里所有地方，下午必须割满羊草才能吃饭（但从来也没有吃饱过）。父亲告诉我：他当年没穿过一双好鞋。脚上的鞋永远是前趾露＂生姜＂，后跟露＂鸭蛋＂。一年后，曹家有了侄儿，8岁父亲就开始成了带孩子的小保姆。由于年小，有一次抱一岁的侄儿不慎，摔了一跤。还没等自己爬起来，他嫂子手脚并用，砸在8岁父亲幼小的身上，接着找来根木棍朝我父亲打去……。挨打，是父亲小时候的家常便饭。童年的父亲是十分十分的悲苦。

尽管生活艰辛而苦难，父亲还是在镇上的小学墙外，每天偷偷的去听课，还能识些字。

13岁那年，父亲决定逃离给他留下无限痛苦悲怆的祖屋（从此再也没回过）。独自一人，坐着渡轮跨过长江来到上海讨生活。父亲不久便在一家印刷厂里做起了排字的小＂童工＂。但父亲永远记得小时候张状元他摸头时的＂告诫＂：努力学习，长大成人＂。

在当童工的下班时刻，他去读夜校，坚持学到高中毕业（民国初期高中毕业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此后，父亲又去报考，有关检验棉花有关单位，接着又去参加培训班，最终成了一名＂棉花检验的专家＂。

父亲做事认真负责，工作主动积极，任劳任怨，克勤克俭，由于专业突出，深得老板信任和喜欢，不久升为技术部门经理，后又升为负责采购，检验，运输等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童年和青少年的父亲是悲怆的。青壮年时期的父亲还是有了很好的职业和物质条件。

1944年，由于日寇打到上海，在上海生活的母亲和我外婆，逃难至老家浙江嵊县（现为嵊州）。由于我外公毕业于之江学院（浙江大学前生），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国中小学课本的出版工作。经济上还算相当可以，为我外婆在浙江老家县城，置了较大的房产。我父亲公司也因避战火迁到浙江，在我外婆家租房子办公。由此，一来二去地与我20岁的母亲对上了眼。

作者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单位后又内迁至湖北沙市。同样为高中毕业的母亲，成婚后也在父亲公司工作，这也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好的六年。成家立业，工作顺利，职位晋升，薪酬也高，由于夫妻俩二人工作都忙，刚出生不久我的大姐是由家中保姆照顾。

人生有时是不以个人意志所转移。1949年，解放军打过长江，地主，买办，资本家纷纷逃离大陆。父亲的老板向大家发了一笔遣散费后，自己逃到香港，我的父母也失业了。

解放后，父亲又以过硬的专业技术考取了＂松江府花纱布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工薪89元（当时月4元人民币/为困难户），母亲也成为一名中学老师，应该说家境尚可。但好景不长，1955年上海市扩大，将市区周边的几大地区划入上海，如宝山，川沙，嘉定，青浦等，从此，上海由十个区，十个县组成。

父亲单位当时由南下军人干部为领导，当时郊区急需技术骨干，这南下干部看到我父亲的憨厚老实，技术又好，工作又认真，要调父亲去青浦县商业局工作。父亲提出理由，家有三个小孩（我哥只有一岁多），夫人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希望组织考虑实际困难？南下干部搁下一句话：我们提着脑袋从北打到南，你这点困难算什么？你自己考虑吧？说完走了。

父亲生性老实胆小，不敢反驳，从不喝酒的父亲，在家喝了三天闷酒，知道手臂扭不过大腿，只能带着对妻子的愧疚，对子女的思念去了青浦工作。

要知道当时上海为八类地区，而青浦只是五类地区。同样的工作，父亲的工薪由89元，减至54元，相差35元（相当于当年好几人的生活费），同时又要二地开销，不久我的出生，又给家里添了口嘴，我是属于＂讨债鬼＂来到这个世上的，又不久，我的弟弟也来到这个世上。

从此，家道中落，由于父母收入，无法保证家里开销，入不敷出，父母开始变卖手饰，家当，银元。我是在半饥饿状态下长大的。从我出生有记忆起，父亲平时不在家，母亲又要上班，又要一人照料五个孩子的吃喝拉撒。母亲也由过去较为富裕的千金小姐，变成了精打细算付价还价的“市井妇女”。

小时候父亲在我眼里，只是每周六傍晚，在弄堂口夕阳照耀下，拖着长长的投影，那个头戴蓝色便帽，身穿巳旧的蓝色中山装，走进家门的中年男子。也是我每周眼巴巴叮着他，能从那巳破旧的拎包，像变魔术般地从里面拿出5分钱一包的粽子糖，分给我和姐弟们吃。

父亲周末只有一天时间在家（当时国家规定工作为六天），他就拼命地帮母亲干活，做家务。每当半夜，父亲总会起身，为我们几个孩子掖被子，生怕我们夜里蹬被子着凉。而且，父亲永远是周一凌晨，四点半铃声响，五点半离家，赶头班车去徐家汇，又坐头班郊区长途车赶去青浦。几十年如一日，他永远是上午七点多左右到办公室，毫无怨言地搞起办公室的卫生工作。等九点住青浦的同事来上班时，办公室里永远是在窗明几净，地上一灰不染。

几十年来，父亲无论在专业上，为人处事上，帮助别人上，从来都是乐于施好，勤于工作，年年是＂六好职工＂，＂先进工作者＂，六七次作为青浦县人大代表受到表彰。家里他的奖状年年换新的，贴满全墙。父亲的身教和潜移默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那怕在文革期间，母亲被打成＂反革命＂遭批斗时，父亲也永远是单位里的＂先进工作者＂。母亲学校的造反派曾派人去青浦父亲单位调查黑材料，公司领导说，像这样的好人也有问题，世上不会有好人了。将母亲学校的造反派轰了回去。

父亲曾经告诫我们，再苦再穷，人要有志气，绝不能有贪心。他说：我解放前任多个部门负责人时，要发＂横财＂实在容易。有人要我将二级棉花说成一级，几千担的棉花差价不是一点二点，别人塞上信封，我坚决退回，绝对不舞弊，绝不受贿！他告我们，要站着做人，这样晚上才睡得着……

父亲又是单纯和＂愚忠＂的，听党话的。他活的一点一划，干干净净。文革时，他每个周末回家，要我跟他一起，对着毛主席像和林副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我当时感到又滑稽又好玩，很不情愿，常常早＂请示＂还没完，就开溜了！还在远处模仿父亲＂愚忠＂地挥着小红书的样子发笑。事后父亲对母亲说我：这个＂小赤佬＂，不认真做，人像＂活孙＂（上海俚语：猴子）一刻不停。

十岁时我喜欢写毛笔字，父亲知道后大喜（因我小时候十分调皮，常闯祸，捣蛋，父母头疼不已），忙陪我到南京路上的《朵云轩》（当时的＂东方红书画出版社＂）去买了一支，善琏湖笔厂出的毛笔，一本颜真卿楷书字帖，一叠毛边纸。在回家路上，我年少无知地对父亲说：我写上十遍，一定会写的像字帖中的字一样好。父亲微笑地摸着我的头说：先每天好好写，能不能写十遍就一样？我是不知道，但你一定会写好的……。当时，十岁的我，口出狂言，向父亲打赌，现在想想年幼者无知，也就无＂畏＂了。也可以说，父亲是我习字学画第一个＂老师＂。

文革期间，父亲又见我爱看书，并翻出了他当年自学的《古文观止》让我读。总之，只要我想学东西，他总是千万百计地支持着。记得中学时代，由于政府号召＂深挖洞，广积粮，＂我们家客堂被挖开成防空洞。我们几个孩子被街道按排在，不远处花园洋房里的汽车间里暂住。由此，我认识了住在洋房里的画画老师，刘海粟的弟子周宗奇先生（后来也是我的出国担保人），父亲为尊重老师，特意前去拜访。听老师说，他的老师刘海粟爱吃甲鱼和螃蟹。（当时上海市面上什么都的凭票，有钱买不到），父亲并从青浦农民中买来甲鱼，螃蟹，交给我的老师，又由老师又送去给他的老师刘海粟吃。

1992年我出国后，由于需要水彩纸作画，回国时在美术用品商店定了几百张整开的水彩纸，而店家要在我返回比利时数周后才能送达，八九十岁这么大岁数的老父，老母，毫无怨言地在纸送来后，帮我用美工刀将画纸一张张裁成四开（A2)大小，装箱寄到比利时，支持我的画画事业。这类小事数不胜数。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在我17岁半即将去农场的前几夜，父亲周六回来，陪母亲缝补我将带去农场的衣袜。那天晩上，他俩聊了很长，一直没睡。半夜我被母亲的抽泣声惊醒，迷糊中只听见父亲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孩子大了，总要离开我们的，你放心，培儿去农场一定行的。突然，我的手被父亲轻轻抓起，摸了二下，他又对母亲安慰地说：你看看他的手？巳经长成大人了。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当时我假装睡着，过一会我翻了个身，眼泪情不自禁地湿了脸颊。这时才懂得什么是＇父爱＇。

我和父亲离多见少，小时候只有周六晚上和周日见到父亲。18岁不到，我又去了农场六年多，考大学回来后，我也只有周六见父亲一次，当时父亲60岁退休后，单位返聘他，他一干到75岁（这十五年的返聘，是没有增加任何工薪，全属是义务奉献）。我呢，也是周日呆在学校画画，很少回家。在毕业后工作的八年里，我一会儿云南采风六个月，一会儿又带学生去外地写生……。1992年我又出国留学，说是每年回国与父母，家人相聚二三周，其实这二三周里，我又时常外出会同学朋友。

75岁父亲＂真正退休＂从青浦回家，成了里弄里党支部委员，积极帮助里弄工作，发挥余热，里弄墙上的阅报栏，永远是父亲志愿擦洗的。交党费也是最为积极的，生病临住院前还关照老伴，千万别忘了将他今年的党费给交了。里弄里有什么捐赠，在＂芳名榜＂上他的捐献总是排在最多的一栏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为世博作贡献，97岁的老父亲，手提水桶去清洗弄堂的大铁门，吓得其他里弄干部直叫：曹伯伯你快回家，我们来洗……。里弄干部背后告诉我母亲，他们怕曹伯伯擦弄堂大门，万一摔倒怎么办？

晚年的父亲感到十分的幸福，他知足常乐，他常说：我五个子女，个个工作稳定，比比我小时候，我感到十分满意和欣慰。

父亲在身前，又瞒着母亲自己致信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要将遗体捐给二军大作研究。并立下遗嘱，不立墓碑，不占土地。一日母亲收到二军大来信，信上告之，善后家人怎么与他们联系。母亲悄悄地藏去此信，一个人大哭一场。最终，母亲舍不得捐父亲的遗体，他们相濡以沫67年，母亲一辈子第一次违背了丈夫的遗愿。

这就是我那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父亲。

今天，我坐在比利时的家中，无限的思念和回忆充满脑海。父亲巳去十年，但他又没远去，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爸爸，我们想你，爱你……！

最后，我以父亲墓碑上，我写的碑文为父亲的一生＂画像＂为结束语：

清清白白一世纪，坦坦荡荡一人生